近日，记者从北京一中院了解到一起确认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纠纷案件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监护人恶意处分未成年人财产，其所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，北京一中院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。

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一种为了对未成年人的人身、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。然而，当监护人“监守自盗”，恶意处置未成年人财产时，未成年人又该如何寻求救济？

【法官说法】

监护人是对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。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，以教养、保护为目的。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、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，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，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其民事行为能力不足，应当受到家庭的关爱、社会的关照和法律的倾斜性保护。监护人在抚养、扶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时，应当按照法律规定，依法履行监护职责，否则其非因被监护人利益而作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，终将被认定为无效。

【典型案例】史某身世悲惨，其尚未出生之时，其生父母离异，生母再婚改嫁。在史某的童年，养父、生母接连早丧。因继承其母亲的遗产，史某取得了农村宅院一套。此后，史某跟随养父的爸爸和弟弟（即史某的叔父）一起生活。在养父的爸爸去世后，史某的叔父与史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与其叔父形成了监护与被监护关系。

在此期间，史某的叔父以史某代理人的名义于2002年出售史某继承得来的农村宅院给同村村民刘某，并取得了2.5万元房款。后史某的叔父于售房当年将史某送至其姥爷杨某处抚养。2006年，史某因自残行为被首次送至安定医院就医，后在2010年被诊断患有“偏执型精神分裂症”，残疾人联合会向其发放了残疾人证，其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人，残疾等级为二级，其从2002年至今跟随其年迈的姥爷生活，其姥爷杨某为其监护人。

现史某的法定代理人杨某陪同史某来到法院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确认史某的叔父与刘某于2002年签订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，并要求刘某返还房屋和院落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监护人是对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。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，以教养、保护为目的。叔父抚养史某，期间供其读书、照顾生活，因此史某的叔父与史某之间形成了监护与被监护关系。

但在2002年史某的叔父将房屋出售给刘某时，史某尚未成年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项处分对史某可能存在何种利益，当时史某在读初中，其上学并不需要大笔费用。史某叔父的售房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利，其行为不是为史某的房屋增值，而是使其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，其处分行为与法律规定相悖。刘某明知房屋未史某所有，其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，系与史某的叔父共同侵犯未成年人史某的财产权。史某的叔父处分史某房屋的行为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因此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。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，应当相互予以返还，故刘某应当向史某返还涉案房屋和宅院。

一审判决后，史某的叔父和购房人刘某均不服一审判决，提出上诉。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了一审判决，保护了无民事行为能力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。